行动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。狭义的行动主要指个体的行为或活动，在分析哲学关于行动的理论中，通常将行动视为个体的特定行为；而广义的行动则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实践，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个领域。这两种形式并非彼此孤立，个体行为往往嵌入在社会实践之中，而社会实践活动也包含着个体的参与。

与人类存在过程的多样性相对应，行动的形式也呈现出丰富性。首先是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行动。作为生命延续和再生产的方式，日常生活构成了人存在的基础形态，这种行动通常以常规方式表现出来。从家庭中的饮食起居，到邻里之间的互动；从传统社会的日常事务，到现代社会的休闲娱乐，这些日常行为体现了生活的多面性。

对人类来说，生命的延续与生存资源的获取是紧密相连的，后者涉及更广泛的劳动过程。日常生活主要以人际交往为背景，不直接针对物质的变化，而劳动和生产活动则更直接地改变物质世界。在生产和劳动中，人的行动既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，也以物质对象为直接作用目标。

生产与劳动作为具体的行动形式，属于前文提到的社会实践。更广泛地说，以社会实践形式出现的行动存在于社会的不同层面。在经济领域，行动表现为投资、交易和管理等环节；在政治和法律领域，行动则与政治理念、法律法规相联系，并以政党、政府和法律机构等制度为支撑。

相较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行动，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活动更多体现出文化创造的特征。作为文化领域的活动，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都涉及观念层面，但它们不仅仅是内在意识的表现。例如，即使是理论科学，其活动也涉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与讨论，这种互动超越了个体的意识，成为影响他人的行为。同样，艺术创作通过作品呈现于外，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，其过程也不同于纯粹的思维活动，而是具体的行为表现。

科学领域的行动追求真理，艺术创作则关注美，而与真和美相关的则是善，这在道德行为中得到体现。从历史角度看，西方哲学中的“实践”以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“行”，最初多涉及道德层面的行为。道德行为的特点之一是既是个体行为，又具有社会意义。作为德性的外化，道德行为展现了行动者的内在品质，同时也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，影响着共同体的发展。

行动以人为主体，同时也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。对于人而言，“是什么”与“做什么”往往是不可分割的。“是什么”不仅涉及人的本质，也与个体的存在状态相关。历史上，人类的“存在形态”总是与其“行动”（实践）密切相关。使用工具进行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行为，正是这种行为使人类摆脱自然，成为与自然既相关又独立的存在。不同的劳动方式和相应的其他行动方式，进一步区分了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存在形态。以石器为主的生产活动是原始时代人类的主要行为方式，这一阶段的人类处于接近自然的状态。随着历史发展，劳动方式和其他行动方式不断变化，人类的存在形态也随之改变。农业或游牧的劳动方式赋予了人类早期文明的特征；基于工业的生产活动及相应的政治、文化行动，使人类的日常与非日常存在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；信息技术的进步则让人类的存在方式越来越带有信息时代的特征。

从个体的角度看，其存在状态也与行动方式密切相关：人的存在通过行动得以具体体现。亚里士多德曾指出，行动“同时决定着行动所产生的品格之性质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品格与他的行为密不可分。伽达默尔也认为，“人其实是通过他做什么和他怎样行动才成为这样一个已成为如此地、但也是正在如此地以一定方式去行动的人”。广义上，“是什么”涉及多个层面，如前所述，在最普遍的意义上，“是什么”涉及人之为人的本质，与此相关的行动首先体现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等活动。“是什么”也关乎人的多样存在形态，这种形态往往通过特定的身份和角色表现出来，而这些身份和角色并非仅由静态的社会关系赋予，而是通过多样的行动方式形成于行动过程中。作为社会存在，人具有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道德等多重属性，而这些属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行动过程：在经济活动中，人成为经济领域的主体；在政治实践中，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；在遵循道德原则和理想的过程中，人成为道德领域的主体。同样，在文化认同方面，个体也是在按照一定传统和习俗行动的过程中，成为相关文化共同体的一员。总体而言，人被理解为理性的存在、符号的存在，或是制造和运用工具的存在，这些理解从不同角度确认了人之为人的规定性，而这些规定性正是通过理性、符号或工具的使用等行动方式得以确证。不难看出，人的存在过程中，“是什么”与“做什么”具有内在一致性。

“做什么”与“是什么”之间的联系不同于“以作用为性”。“以作用为性”中的“作用”更多是指缺乏内在依据的外部行为或现象，禅宗对“作用”的理解就体现了这一点。朱熹对此提出了批评。《朱子语类》中记载：“问：‘圣门说知性，佛氏亦言知性，有以异乎？’先生笑曰：‘也问得好。据公所见如何？试说看。’曰：‘据友仁所见及佛氏之说者，此一性，在心所发为意，在目为见，在耳为闻，在口为议论，在手能持，在足运奔，所谓‘知性’者，知此而已。’曰：‘且据公所见而言。若如此见得，只是个无星之称，无寸之尺。若在圣门，则在心所发为意，须是诚始得；在目虽见，须是明始得；在耳虽闻，须是聪始得；在口谈论及在手在足之类，须是动之以礼始得。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如公所见及佛氏之说，只有物无则了，所以与圣门有差。况孟子所说知性者，乃是‘物格’之谓。’”见、闻属于感知活动，议论可归为语言行为，能持、运奔则与狭义的行动更为接近。“性”体现的是人的普遍本质，“则”（如礼义等规范）则是这种本质的外在表现。佛教（尤其是禅宗）将一切行为（包括感官功能和外部举动）都与人的本质（性）联系起来。如朱熹所说，这种观点忽视了“则”，使得行动偏离了人的内在规定。作为成就人的前提，“做什么”不同于脱离人性的偶然行为，它与“是其所是”密切相关。正是由于渗透并体现不同层面的本质和规定，行动才具备塑造人（赋予人类特性或特定领域的存在形态，使其区别于其他对象或成为特定领域的主体）的力量。在这里，“是什么”与“做什么”进一步展现出内在关联：人的存在形态（是什么）与所从事的行动（做什么）相互影响；人的存在形态反过来也决定了其可能的行动方式。从历史角度看，人的存在过程是一个“是什么”与“做什么”不断互动的过程。

作为人的存在方式，行动与其他存在形式一样，本质上是一个系统，其中各个环节相互关联。虽然某些动物的行为看似与人的行动相似，比如觅食、攻击或防御，这些行为涉及感知和意图活动，但从整体来看，动物的行为具有本能性，尽管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类似人的行为特点，但其行为本质上仍受本能支配，难以突破物种的限制：“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。”与之相反，人的行动总体上是一种超越本能的过程，能够“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”，这意味着摆脱物种限制，具备自由创造的能力。无论是劳动过程还是日常行为，都是通向自由生活和实践体系的一部分。正因如此，即使是在日常层面，人的行动也构成了其作为人的存在标志。

人作为现实存在，不同于既成的对象，而具有生成性。从类的角度看，人类走出自然，成为自然的“他者”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，这一过程具体展开为多种实践活动，既包括人与自然的互动，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。对于个体而言，当其刚出生时，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存在，正是在实际参与各种社会生活的过程中，个体逐渐获得社会属性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，而参与社会生活则意味着从事多方面的行动。可以看到，人的现实性品格通过其生成过程确立，而人的生成过程则以不同历史阶段展开的行动为其核心内容。